香港街头 （小尘4x/图）

“我知道，增加房屋供应是大众最关心的议题之一。”

今年新上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，主持了三场关于房屋、创新科技和医疗议题的网上咨询会。

2022年8月13日，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，“有与会者建议政府精简土地发展审批程序，增加土地发展的地积比，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公营房屋建设，引进新建筑技术加快建屋速度等。这些建议我们都会一一研究。”

李家超此番言行，颇受香港青年的关注，因为他一出手就事关香港“房势”。

“就像从一个匣子到另一个匣子”

“帘子一拉隔开两部分，一个10平的小房间住四个人，我一转身就是男友躺在上下铺的两个弟弟。”今年29岁、和男友拍拖七年的何静换工作后，住进了离公司更近的男友家中，但迎接她的，不是崭新的甜蜜二人世界，而是持续的窘迫和不安。

刚从和姐妹三人一间的卧室搬出来，她无缝衔接住进了更加挤迫的“四人房”，“就像从一个匣子到另一个匣子，感觉永无翻身之日”。

位居全球房价最贵城市榜首的香港，像何静男友这样，一家五口能住在40多平米两房单位的公共屋邨（简称“公屋”），被称为“人生赢家”。

在这里，每月仅需支付约2800港元房租，而相同面积的私人住宅，则要支付至少19000港元的月供，意味着公屋住户可以低于数倍的租金，拥有相近面积的住宿体验。

而全港约740万人中，有近三分之一，即约210.7万低收入市民，居住在这些由政府或志愿团体兴建的出租屋，他们的收入及总资产一旦超出港府制定的标准，就会被视作“公屋富户”，租金亦将被随之调高。

逼仄不堪、杂物堆积至天花板的共用客厅和洗手间，让何静感到更为局促，与男友父母及两个处于青春期、性格迥异的弟弟一同用餐时，手臂都难以施展。

“好窒息，这种日子真的毫无尊严。”何静说，曾多次因为要不要搬出去住和男友争吵，几近分手。

但她坦言，自从两次见到男友坐在楼梯上，把头埋进肩膀哭，因为担心给他压力，何静再不敢跟男友提置业的想法，“从那之后，我再也不提搬出去，不想为了房子而放弃心爱的人”。

最令她难为情的是，疫情严峻时，男友的两个弟弟足不出户，需在卧室上网课、做作业。她和男友厌倦了压低声音说话，亦不想影响弟弟们学习，吃过晚饭后，便牵手在公园走到很晚。

“累了就在长凳上相互倚靠一会，等有困意了再回去，（把家）当做一个钟点房。” 她感叹，“也许买房不一定幸福，但没有私人空间一定不幸福。”

何静说，有时候路过露宿者集中的佐敦和旺角，一想到连露宿者都比自己的住宿空间更大，空气都更清新，便会陷入悲伤。“人人都有尊严，这个全球最繁荣的城市之一，有的人连‘有瓦遮头’的基本人权都保障不了，有的人日日穿梭在繁华楼宇之间，却连进出房门都要侧身而过，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？”

近几年，香港女青年择偶条件成为香港网友讨论的热点话题，热度最高的是“城中富豪” ，有房则是“标准配置”。

何静说，她和男友达成共识，先买房后结婚，存首付期间不会选择租房，“帮人供楼没有意义，租房开支只会离付首期越来越远”。

何静很坚定：“没有买房我们不打算结婚，如果结婚肯定要搬出去，我们不想一辈子跟一大堆人挤在一起。”

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，每年登记结婚的人数维持在五万至六万。受疫情影响，2020年结婚登记数目大幅下跌至27863宗，为1973年以来最低。

贵、小、挤，是香港住房的三大主要特征。房价高企，公屋轮候时间久，导致在恶劣环境中的居住人数有增无减，据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2021年《长远房屋策略》周年进度报告显示，有超22万人居住于笼屋、板房和劏房，他们大多为兼职和收入毫无保障的临时工。

离婚后搬出原住所、失业后收入大减的钟强，目前和三十多人栖居于油麻地一处月租2900港元的笼屋，这里的人像“罐头”一样，严丝合缝地“塞进”一个个三尺乘六尺的狭小空间。

三面铁皮，一面墙的床位，这是钟强免于露宿街头、保留一个人尊严的最后寄托，兼备住宿与储物柜的“棺材房”里，钟强的生活用品和电线交织在头顶位置，蜷缩入睡更是常态。

夏季闷热，钟强经常去公园纳凉，以减少电费支出及压抑感，但染疫病例日增几万例时，担心外出增加“中招”风险，便战战兢兢，整日蜗居于床位听新闻，祈盼香港尽快走出疫境。

笼屋内鼠患蚊虫不绝，三十多人共用厕所厨房，食物腐败夹杂着烟味臭气熏天，苦不堪言的他失望地表示，公屋名额与实际需求相比如九牛一毛，自己不属于长者单身人士的轮候期更长。一般家庭平均轮候时间为6年，长者轮候4.1年，而非长者单身人士可达逾10年。

香港的房屋问题严峻，成为多届政府用以公众讨论及竞选的议题。以上届特首林郑月娥为例，上任后便成立土地专责小组，提出包括“棕地发展”“利用私人的新界农地储备”等18个短中期、中长期及概念性的土地政策，供公众参考及讨论。

但政府已公布的未来十年兴建的公营单位，落成期主要集中在第六至十年，未来五年的房屋短缺问题仍严峻。

由香港青年协会发起的一项问卷调查指出，高楼价和贵租金下，青年人收入追不上楼价升幅，住房期望落差下，选择和家人同住，延长对家庭经济依赖。而有结婚置业刚需的青年人，短期住上公屋的愿望落空时，尤其是收入不至于低到可以申请公屋，又难以负担私楼“夹薪阶层”，便把目光投向居屋。

“上车”难

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作为香港资助出售公共房屋计划之一，合资格的申请者，可以低于市值价格购入，一方面，可为无法购买私楼的市民提供住处，亦可加快收入相对较高的“公屋富人”加快腾出公屋单位，供有需要人士入住。

据香港房屋委员会公布的消息，2022年的“居屋2022”项目共收到22.4万个申请，但只有8926户的名额，即平均28名申请者争一个单位。填写诸多信息及缴付申请费后，便可开启通往“安乐窝”的第一步。

“95后”高恒便是其中一员，他从小和父母居住在约10平方米单人单位的上下床铺，有稳定对象后他开始考虑置业事宜，希望为人生进入下一阶段做准备。

“估计没戏，基数太大，怎么可能这么好运？”房委会结果公布后，与居屋失之交臂的高恒坦言并无太多失望。“以买六合彩的心态寻求有房住，真是香港年轻人的悲哀。”他无奈地对南方周末说道，“花几百块买个希望，买个盼头，抽中自然好，抽不中就当给钱政府花。”

比起动辄数年轮候期的公屋来说，高恒认为，居屋的存在是香港年轻人的逃生绳，“是一个自救的途径，但可怕的是，跌入大海的年轻人成千上万，而绳子仅有一条，根本供不应求。”他认为，高房价令社会气氛低沉，多届政府政策层出不穷，但实际成效仍是上楼无望，政府顾忌土地、地产商和其他持份者的利益，不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令建房进程阻滞。加上审核流程繁琐，拉长了时间成本，“起楼要长达十年，每个想买楼的人很焦急，但无可奈何”。

香港就业人士月入中位数约20000港元，据国际调查机构Demographia公布数据显示，香港已连续12年蝉联全球最难负担的房地产市场榜首，房价中位数比收入中位数高23.2倍，意味着打工仔要不吃不喝23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。

高恒认为，对于普通打工仔来说，存够首付遥不可及，供房压力亦不容小觑，高生活成本开支下，对于收入两万的普通年轻人来说，即使银行愿意贷款，但定期供楼依旧非常吃力，而且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未必有直接提升。因此，即使到适婚年龄，只要和恋人有共识，“足够开心，楼不是必需品，自己亦不会将买楼和结婚挂钩”。

女性的“归宿”

“不是港女结婚要买房，是全世界的女人结婚都要买房，没房住哪里？年轻人结婚的最大障碍就是买房和居住问题。”出生于1997年的崔琳娜和父母住在新界的一处三十多平的两房一厅。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时，隔离设施严重不足，从事餐饮业的母亲染疫后无处安置，只能居家隔离，而按照政府指引，确诊者应“独享”卧室及厕所。

狭小的空间下，父女俩的居住成为最大问题。

做完手术不久且患有慢性病的父亲，不适合接种疫苗，但年迈老父又不便与成年女儿同居一室，只能戴着口罩继续和妻子共住，不幸也是意料之中的，父女俩相继确诊。

“我真的很崩溃，第一次感觉到因居住空间带来的绝望，从那时就立志要挣钱买房。”现在的她，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，一个人跨区做着三份收入较理想但都不喜欢的工作。

崔琳娜认为，自己这一代非常惨，月薪和父辈初入社会时一样，但房价却是之前的十倍，房价越来越高，而居住环境没有改善。

“即使狠心买下那些纳米楼，就算买得起，也住得不开心。”崔琳娜说自己不想租房，因为身边有亲戚为了存首付，婚后两人返回各自父母家住，成了“周末夫妻”，“结婚都要好卑微，可笑又可悲，搞得身心俱疲，纯粹是生存，难谈生活。”

2010年到2019年间，香港房价飙升187%，要住进18平的迷你房，即使收入较高的科技行业从业者，也要工作超过20年才能买得起。

崔琳娜和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硕士的男友达成一致计划——晚婚不育，“最早35岁以后，”她认为，买房问题本以难如登天，教育成本会更令自己喘不过气。人不一定非要结婚生子，但“不买房就没有安全感”。

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，港人置业难是不争事实，晚婚、不结婚、不生娃与个人价值观或与家庭影响有关，但住房问题也是令港青组建家庭时，感到“好痛苦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指出，港人不吃不喝二十多年方能“上车”，实属“荒谬”，如来自基层家庭，无父母资助，即使高学历的新婚夫妇购买私楼也要历经艰难险阻，而申请公屋时间久、限制多。

如今人才市场扁平化管理，年资不再与工资挂钩，有人为了满足公屋申请收入限制，而故意不升职，或由全职转为兼职等乱象频频。

邓家彪认为，政府应“四管齐下”，一方面要提速加快兴建公屋或提供居屋数量；另一方面要果断出手，管控房价市场，或对私楼租金进行限制，令买楼或租楼对港人都变得负担得起；政策上可借首期给市民，令市民以较低首期入市及租楼支出免税等方法；另外，亦可结合大湾区分流人才，吸引港青北上定居置业。

35岁结婚是香港不少女孩子的“底线”。出生于1992年、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“港漂”王美丽，一直过着合租生活，经历了从2500港元的上铺床位到3000港元的“厅长”（租客们为减少分摊费用，把客厅亦拿来租予租客降低人均租金支出），再到豪宅区狭小一隅的7000港元，住处的墙壁潮湿布满霉斑，晾晒的衣物遮住小窗台，房间内几乎无阳光照射，格外阴暗。钱包受困下的她，只能继续忍耐恶劣的住宿环境。在经历了突然被房东以“政府通知”为由赶出去，和室友惊慌失措夜间流落街头后，坚定了她买房的念头。

“买房的迫切性大于结婚。”谈起出租屋时，她总会称为“家”，但没有归属感。“这个城市很好，但居无定所，很多时候觉得，别人过得热闹，但自己很孤独，房子可以给我踏实和安全感。”刚拿了香港永居身份的她，开始物色房子。

买房，对于她来说，不仅是不用再面对满墙霉斑、突然被驱赶无处可去、拥有一个固定的收件住址，也不需要频繁搬家，适应不同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室友，更是体面生活的开始。

“买房意味着不需要依附他人，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才会带来城市归属感。什么叫‘扎根在一个城市’，就是一个固定的落脚地。”

她来自内地小县城，非常喜欢香港这个城市，而买房立足，给了她底气。

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，男女首次结婚年龄中位数均突破30岁，分别为男性31.9岁、女性30.4岁，显示港人结婚年龄越来越晚。年轻女性晚婚已婚的人口在过去三十年明显下跌，根据人口普查/中期人口统计数据显示，25至29岁的女性已婚人口，从1981年的69%，下降至2016年的25%，下跌四成多，而初婚年龄的中位数从1981年的23.9岁上升至2019年的29.9岁。40至44岁从未结婚的女性从1981年的3%上升到2016年的17%。

与之对应的是，香港的生育水平在过去38年呈现下跌趋势，1981年，香港每年有86751名婴儿诞生，而到2019年，该数目下降至52856名。

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表示，不依赖父母的香港普通打工仔存三成首付，需25年才能买到500尺（约50平）的房子，足以显示房屋价格扭曲。亦有青年不敢换工作，因失业率高企下担心无稳定收入，令购房大计搁置。他强调，年轻人的创新能力随之下降，是不健康的社会现象，而有富人炒房或购房进行分隔租给基层家庭，令高房价成为富人游戏，再加剧资产两极化。

叶兆辉指出，香港房价高企令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，进而推迟结婚年龄及不愿生育。而低生育率加剧老龄化趋势，香港出生率低迷，“看不到短期内改善的可能”，也会影响幼儿园、小学，乃至中学的入学率。其次，经济萎缩，劳动力减少，生产力随之降低，老龄化使年轻人要背负更沉重的长者医疗和社会福利等负担。

香港150万的长者中，有两成长者占据香港约六成的病床，其中八成是长期病患。税收流向长者，令年轻人经济压力更大、更难以置业及考虑婚育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对此，叶兆辉建议，香港的低生育率已成常态，政府有责任为年轻人结婚生育清除障碍，“可把重心放在发展智慧城市上。”

两个多月来，风向已经在变。

2022年8月20日，李家超出席《施政报告》地区咨询会时表示，港府已成立两个相关的工作小组，以行动为目标，并非空谈，增建过渡性房屋、重建计划等议题，都在小组的计划内。

“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就不同议题举行咨询会，并继续落区听取意见，一同为香港开新篇。”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写道。

（文中何静、钟强、高恒、崔琳娜、王美丽均为化名）

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解雪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