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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|让-吕克·戈达尔,永恒的叛逆者

作者:drake | 分类:热点资讯 | 浏览:4 | 日期:2022年09月14日

据《解放报》等法国媒体报道,著名导演让-吕克·戈达尔(Jean-Luc Godard)于当地时间9月13日在瑞士罗勒去世,享寿91岁。据戈达尔的家人透露,他并非因疾病或年老离世,而是选择了安乐死,“在所爱之人的陪伴下,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”。就此,铭刻影史的《电影手册》派导演已悉数不在人间。可以说,戈达尔的去世标志着法国新浪潮运动的完结,标志着一种电影拍摄理念的终点,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。

让-吕克·戈达尔

纪念|让-吕克·戈达尔,永恒的叛逆者

“电影就像是面包一样的重要”

戈达尔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标志性人物,跟弗朗索瓦·特吕弗、埃里克·侯麦、雅克·里维特、克劳德·夏布洛尔一样,都曾为影评杂志《电影手册》撰稿,并称《电影手册》派的五杰。从影评人变成导演后,他以《精疲力尽》《狂人皮埃罗》《轻蔑》等作品享誉影坛,激励了全世界范围内无数的后来者,可说是现代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片导演。

戈达尔在《狂人皮埃罗》拍摄现场

戈达尔(右一)和大导演弗里兹·朗(左二)在《轻蔑》拍摄现场

而他或戴墨镜或抽香烟的标志性形象,也经由各种媒体传播甚广,堪称是某种意义上的流行符号,以至于即便是没看过他作品的人,往往也都对这个纵横影坛半个多世纪的名字有所耳闻。

影评人焦雄屏在《法国电影新浪潮》一书中称:“戈达尔是所有新浪潮运动中影响力最大、生涯变化最大也最特立独行的怪杰。他为自己塑造出一个永恒的叛逆者形象,而他所拍的影片对主流电影及中产社会的颠覆,对现代社会价值无情的质疑,以及他恪守原则不惜和老朋友翻脸对骂,都成了电影史上的神话。而他对电影的种种思考,都说明他是整个新浪潮运动最重要的创作者,用他的创作不断重新定义电影结构和风格。和他比起来,其他导演都显得过分保守、传统。特吕弗曾赞美他改变了电影史:‘电影史可分成戈达尔之前的电影和戈达尔之后的电影。’”

戈达尔的死讯经媒体报道后,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哀悼,称之为法国的巨大损失。不过,人生后半段长期定居在瑞士小镇罗勒的戈达尔,确切说来拥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,而且童年时候大多时间,也都在他父亲保罗·戈达尔的故乡瑞士生活长大。

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哀悼

“那时候电影就像是面包一样重要”

从事医生行业的瑞士人保罗·戈达尔,家境小康,后来又娶了法国银行业大亨朱利安·莫诺(Julien Monod)的千金奥蒂乐为妻。婚后两年,小戈达尔在1930年12月3日呱呱坠地,从小养尊处优。四岁时,戈达尔一家由巴黎回到瑞士尼永生活,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“二战”结束,戈达尔进入巴黎布丰中学修习高中学业,或许是因为业余爱好太过丰富,大把时间都用在了看闲书和看电影上的缘故,戈达尔高三会考没能合格,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。生活无忧的他索性又回到了瑞士家中,一边准备复读,一边又培养起了绘画的爱好。

19岁时,戈达尔重考成功,拿到了巴黎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,却没怎么好好去上过课,绝大部分时间还是都用在了看电影上,成了拉丁区各种电影俱乐部和亨利·朗格卢瓦执掌的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常客,也结识了里维特、夏布洛尔、特吕弗、侯麦等同道中人。“那时候对我们来说,电影就像是面包一样的重要,每天都离不开它。我们将电影视作能够获得知识的工具,既是显微镜,又是望远镜。”多年之后他曾如此回忆说。

光看电影,肯定还不过瘾。1950年,他与侯麦、里维特共同创办民间影评刊物《电影报》(Gazette du cinema),虽总共也就只出版了五期,但也赢得了著名前辈影评人安德列·巴赞的注意。1951年,巴赞创办《电影手册》杂志,戈达尔等人开始为其撰稿,迅速闯出不小名堂。与此同时,这群人中的老大哥、比戈达尔年长十岁的侯麦,开始尝试自己拍摄电影。在他自编自导的十分钟短片《夏洛特和牛排》里,戈达尔不仅担任主演,还负责了道具舞美工作,而这也成了他和电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

戈达尔与《电影手册》派中年纪最长的埃里克·侯麦(左)

1952年秋,戈达尔再次回到瑞士,父母此时已因感情不合而分居。在母亲那里,戈达尔认识了她的情人,经其介绍来到瑞士迪克桑斯河大坝建设工地打工,并且萌生了要拍摄纪录片的想法。靠着借来的35毫米摄影机,他在工程现场完成了自己的纪录短片处女作《混凝土作业》。但也是在拍摄期间,母亲因交通事故不幸罹难,令戈达尔悲痛万分。

不久之后,他又在日内瓦完成了自己的剧情短片处女作《一个风骚女人》,随后便回到了巴黎,继续为《电影手册》创作影评,和自己的那些电影伙伴一起拍摄短片。1959年夏天,他的长片处女作《精疲力尽》在巴黎正式开拍。影片故事来自特吕弗从报纸上看来的一则真人真事,夏布洛尔、里维特等好友也都为其出谋划策,演员方面起用了法国电影界的新人让-保罗·贝尔蒙多和来自美国的简·塞伯格。

戈达尔在《精疲力尽》拍摄现场

《精疲力尽》大胆打破各种传统电影拍摄规则,尤其是对跳接手法的使用以及打破第四面墙,让角色面对镜头与观众交流的做法,在整个电影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。1960年3月,《精疲力尽》在巴黎正式公映,入场人次累计高达229万,票房异常火爆,也让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继特吕弗的《四百击》后再次征服了观众。

戈达尔与特吕弗在“五月风暴”中

“看上三十年才能彻底消化”

带着好莱坞B级片色彩的《筋疲力尽》之后,戈达尔来了个大转弯,拍摄了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背景的《小兵》,大胆挑战当时的法国政府神经,作品一度被禁止上映。戈达尔的那句名言——“电影就是每秒24格的真理”也是出自这部电影。影片由他的生活伴侣兼缪斯安娜·卡里娜领衔主演,两人随后又连续合作了《女人是女人》《赖活》等作品,还一同创办了Anouchka电影公司,自筹资金拍摄了《法外之徒》等影片。

戈达尔与安娜·卡里娜

戈达尔与他人生最后的伴侣安娜-玛丽·米埃维尔

和如今的电影观众对于艺术电影的固有认知不同,上世纪60年代的欧美各地,社会上风云激荡,思想上主张解放,艺术电影绝非什么冷门,反而常会成为市场的宠儿,年轻观众对此类作品的狂热追捧,程度绝不亚于如今的好莱坞超级英雄漫改大片。在这方面,戈达尔的《蔑视》《狂人皮埃罗》等作品,便都是其代表。这些影片紧紧抓住当时的所谓时代精神,着力表现西方年轻一代虚无、异化的内心存在,再加上又有碧姬·芭铎、贝尔蒙多等票房明星担纲主演,上映之初便都是既叫好又叫座。

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半段,法国社会运动日渐频繁,戈达尔的电影笔触也越来越显政治化,《男性,女性》《中国姑娘》和《周末》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,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力度不断加大,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与日俱增。

戈达尔在《男性,女性》拍摄现场

1970年,戈达尔远赴中东地区,拍摄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作品《直至胜利》。而在此之前,他也参与了反越战拼盘电影《远离越南》的拍摄——该片导演还包括荷兰人伊文思、美国摄影师威廉姆·克莱因、法国导演阿涅斯·瓦尔达、阿伦·雷乃、克里斯·马克、克劳德·勒鲁什等人。9月10日,克莱因也在巴黎与世长辞,享年96岁。该片七位联合创作者中如今只剩下84岁的勒鲁什尚在人间。

克莱因拍摄的戈达尔

1968年5月,法国学生运动全面升级。为示团结,戈达尔和特吕弗牵头大闹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,要求电影人不能脱离现实,必须站出来和学生、工人并肩战斗。在此背景下,他与让-皮埃尔·戈兰结成以苏联电影人吉加·维尔托夫命名的纪录片拍摄小组,深入学校和工厂实地探访,而且电影语言也变得更为激进,彻底远离了过往的叙事模式。

1972年,他俩不惜拿之前刚与他们合作过《一切都好》的好莱坞大明星简·方达开刀,制作了形式前卫的《给简的信》一片。全片几乎没有任何动态影像,仅以简·方达的新闻照片为基础,进行图像学分析,并且大胆进行自我批评,是戈达尔整个电影生涯中容易被错过的沧海遗珠。

上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革命热情,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与此同时,主演了《中国姑娘》和《周末》的妻子安妮·维亚泽姆斯基也与他分道扬镳(两人在1967年结婚,1970年分居,1979年离婚),这让戈达尔心情低落,据说一度有过自杀念头——法国导演米歇尔·阿扎纳维西于斯拍摄的《敬畏》一片聚焦的正是戈达尔这段时期的经历,但不获戈达尔本人认同。

戈达尔与安妮·维亚泽姆斯基

从1980年的《各自逃生》开始,戈达尔重归传统叙事电影路线,由大名鼎鼎的《受难记》《芳名卡门》到相对落寞的《侦探》《神游天地》《德国九零》等作品,虽谈不上部部精彩,但胜在实验精神始终不灭。当然,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,或许还要数长达266分钟的《电影史》,他以哲学精神对20世纪的人类思想发展历程做了一次抽丝剥茧的梳理,按照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影评人戴夫·科尔的说法,值得我们反复观看,“看上三十年才能彻底消化”。

从2010年的《电影社会主义》到2014年的《再见语言》,再到2018年的《影像之书》,戈达尔的作品重又变得抽象、晦涩,画面背后想要传达的思想也是众说纷纭。正如焦雄屏在《法国电影新浪潮》中所言:“终其一生,他拍电影都在不断寻求意义是怎么制造的、符号的系统(语言和非语言)如何制造意义、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这些问题。”

尽管早年推崇希区柯克、霍华德·霍克斯、奥托·普莱明格等好莱坞导演,但自己当导演后,戈达尔一直跟好莱坞保持距离,他曾说:“不管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为好莱坞工作的。”但好莱坞却始终对他礼遇有加:电影公司曾想找他去导《邦妮与克莱德》;简·方达不计片酬出演他的《一切安好》;到了2011年,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还授予了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,不过戈达尔却压根没当回事,连颁奖礼也懒得去。

2011年,戈达尔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,但他本人并未出席颁奖礼。

就在本月出版的英国《视与听》杂志上,美国导演昆汀·塔伦蒂诺语出惊人,讥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的电影水准糟糕,“是虽然充满热情,但却错误百出的业余导演”。但对于戈达尔,昆汀却从不讳言自己的热情,他在1991年时自己建立的电影公司,就以戈达尔作品为名,叫作法外之徒电影公司。据说曾有人就此事问过戈达尔有何感想,结果他却回答说,《法外之徒》是他拍过所有电影里最糟糕的一部,真没想到会有人拿这来当自己电影公司的名字。

由于年事已高,隐居于瑞士日内瓦湖畔小城罗勒的戈达尔近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。很多人在观看阿涅斯·瓦尔达的纪录片《脸庞,村庄》时,都期待能见到他的身影,然而他家的大门始终未对老友打开。

戈达尔与阿涅斯·瓦尔达

2018年,戈达尔的最后一部长片《影像之书》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,而他也通过远程视讯的方式与发布会上的媒体见面,回答大家的提问。2020年,戈达尔与瑞士洛桑艺术设计大学电影系主任利奥内尔·巴耶(Lionel Baier)进行了一场题为“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”的对话并做视频直播,引爆全球影迷围观。同年12月,他的助手法布里斯·阿拉尼奥(Fabrice Aragno)接受瑞士通讯社采访时透露,九十岁的戈达尔正着手制作两部新片。如今,随着戈达尔离开人世,他的这两部未完成的作品注定成了永远的谜。

2020年,戈达尔进行主题为“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”的视频直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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